文翁化蜀不只兴学，还应包括文翁治水，但后者却知之不多。根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文翁“穿湔江口，灌繁田千七百顷”。又据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引《永康军志》称：“汉文翁为守，穿湔江水，堰流以灌平陆，春耕之际，需水如金，号曰金灌口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文翁开湔江口对四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文翁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。
经常听说文翁化蜀一词，故事要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说起。
文翁在蜀郡逝世后，当地的官民纷纷为他立专祠，岁时祭祀不绝。在彭州新修复的文翁祠内仍然保留传下来的颂褒之联：“东流不尽汉时水，西望长陪秦守祠。”将文翁治水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，功若等同。
文翁名党，字仲翁，今安徽庐江县人。汉景帝末，经考察提拔升任蜀郡太守。
行文至此，笔者发现石室与石经虽窄，但承载的中国文化精神却宽。综上所述，我们知道了几个残石成为四川省博物院馆藏珍品之原因所在。因为石经的背后，还有一所历经两千多年的学堂——文翁石室，虽历经战火，却地址不改，不断滋养一届届学子。后蜀石经作为“史上最强教材”留存，离不开背后薪火相传的传承人。
国家宝藏之《后蜀残石经》
后蜀残石经曾因南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，连流传拓本也十分罕见。1965年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，耗费25万元从香港购回后蜀残石经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贵古籍拓本。这些珍贵的拓本现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为后蜀残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石经制作一般需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、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进行。而五代是唐宋之交的“大乱斗”时期，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，以成都为国都。身处战火纷飞的五代，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？
只有好的经济条件，还不足以成为诞生后蜀石经的理由，还要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才可以。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，国宝“后蜀残石经”就是在毋昭裔的主张下，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手写之后刊刻完成的。
在宽广的历史长河中，2019年11月9日，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迎来2160周年校庆。该校是我国唯一一所古今一校，地址从未迁移过的中学。据称，中央电视台《国家宝藏》节目组今年1月曾在成都市石室中学召开“宋拓蜀石经（复制本）赠予仪式”，这也是国家图书馆首次复制外赠后蜀石经的宋拓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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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，被称为“石经”，对于统一文字、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。从春秋战国时开始，古人就习惯把经典著作刻在石头上以便永久保留。“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”，广泛存在于佛经、儒经等经典的记载和传播之中。
可见，文翁为官一任，在兴学与治水上造福一方，使蜀郡出现“世平道治，民物阜康”繁荣昌盛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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